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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章 聚焦中国农二代2（第2页）

闫肖锋：实际上就是最惨的城里人都比一般的农民要幸福。

你想他最起码一个月有300多块钱的低保，一年都有3000多块钱，你说有几个农民一年能挣3000多块钱。

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就不一样了，第二代农民工他的参照物跟城里人是一样的，刚才说了，他都是参照这些现代传媒所传播的幸福标准。

你再去问他们幸福不幸福，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幸福。

王牧笛：你看中国这30年，好像每一次经济的起飞都跟农民有关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是农民在土地上获得了一种决策的权利，所以当时经济繁荣。

到了90年代的时候，农民可以离开农业，离开农村了，可以进入非农行业了，于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“民工潮”

应运而生，创造了城市的一个繁荣。

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次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城乡人口转移。

郎咸平：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一定来自于农村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经济学家在研究亚洲、南美一些国家如何进行城市化建设，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时，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，那就是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，就靠这些农民，把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量掠夺，给他们一个最低的报酬。

比如说他给社会创造了1000块的产值，我们拿走了900钱，给他100块。

那么这个900块形成了亚洲还有南美洲很多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基础，所以世界经济基本上就是靠着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起飞的。

王牧笛：而且你会看到整个所谓的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，它们在城市里面允许农民拖家带口，给了他们“贫民窟”

这样一个场所。

包括你看雅各布斯写的那个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，她也会对包括纽约这些美国大城市里面的贫民窟，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，认为它符合了城市的自发生态，而且给这帮打工者留下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
可是中国好像不太一样。

郎咸平：这是误读，美国跟欧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贫民窟，它们是没有的。

真正的贫民窟在印度，你看加尔各答的铁路边那才叫真正的贫民窟，那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，都是吃不起饭的人。

如果城市化走到这一步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黄、赌、毒都会出来，那就是成为一个去不掉的毒瘤。

我们国家绝对不能靠这种方法来回报农民，最后变成我们允许你搞个贫民窟，这是不可以的。

我们应该要学习美国，学习欧洲，你怎么能为当初替你创造价值的这批农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给他们像印度一样的贫民窟的生活，那个太可怕了。

美国跟欧洲它们为什么没有农民的问题，因为他们的工业发展是从两百多年前开始的，经过一两百年的运作之后，它们透过生产力的拉升而吸收了农民工。

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本来一年产值是1000块的话，发明了蒸汽机之后，织布速度特别快，我们的产值变成了10000块，我们提高了10倍的生产力，所以可以吸收很多农民进城，当工人也好，做别的也好。

你透过生产力的拉抬可以让农民脱离贫民窟，而直接融入城市里面，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能不能大幅提高。

回到印度，印度为什么有贫民窟，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美国那样的生产力水平，农民工进城的结果就是进贫民窟。

一个国家没有办法靠生产力创造财富来回馈农民，那么可怕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。

我们要不要走到这一步，首先看看我们这个“龙头”

能不能创造足够的生产力，如果不能的话，下面的结果就是黄、赌、毒的贫民窟，这太可怕了。

闫肖锋：刚才说到“龙头”

怎么能够带起“龙身”

和“龙尾”

这个关系，国家应该逼这些大企业，尤其是国有企业去创新，留出空间给这些民营企业、乡镇企业。

然后城市里也是一样的，城市的规划也应该专门有一个缓冲地带。

现在很不幸，这个缓冲地带给谁干了呢？给城里边的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村落，叫城中村，这是不得已的。

实际上你完全可以主动去规划，规划出这么一个空间，形成一个连续的过渡，能够让农民有一个踏板。

但这个就很难，因为这需要一个很大的支出，这个需要城市人让利，就是我们股市常常说的要获利回吐。